论盗窃网络游戏虚拟财产行为定性的法律根据

我国司法实务对盗窃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的行为存在较大的分歧。其中的盗窃罪定性较为切合实际,但说理并不充分。网络游戏虚拟财产在本质上是一种债权凭证．我国法律将作为债权凭证的纸币拟制为物的先例说明完全可以将虚拟财产归入《民法通则》、《刑法》、《继承法》所规定的“其他财产”以及《物权法》所规定的“其他动产”之列。据此,盗窃网络游戏虚拟财产构成犯罪的,同时触犯盗窃罪与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两个罪名。属于想象竟舍,可择一重罪处断。     

行政治理视野下的行政协商

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过于注重行政治理的威权性,而忽视了公民的主体性,因此难以适应现代行政治理之发展诉求。而行政协商是一种注重行政治理过程中公民与行政主体间的交往对话,凸显行政过程的公民参与性,以及行政治理活动之主体间良性互动的行政方式。它的兴起反映了人们对我国传统单方性、命令性和封闭性的行政治理模式之弊病的反思,回应并诠释了合作行政、柔和行政与开放行政等现代行政治理模式的发展诉求。当前,超越行政协商所面临的制度与现实困境,并不断促进其融入我国行政治理实践,不仅有利于推动我国行政治理模式之现代转向,而且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法治、行政善治之发展。     

金融分业架构中的银证银保合作

中国加入WTO,意味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将不断加强,所面临的国外金融业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这就要求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也必须紧跟国际金融业的步伐,将混业经营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但目前分业经营是我国的制度选择。因此,现阶段我国应在现有分业经营制度下最大程度的开展银行、证券、保险之间的合作,加强研究学习,实施产品创新、完善信息交流,并探索新的服务模式。     

地区竞争、选举政治与“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剖析所谓“债务陷阱外交”论

从2017年开始,国际舆论较为频繁地使用"债务陷阱外交"描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战略目的。从经济角度衡量,中国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贷款条件并不苛刻,且在中国推出"一带一路"之前,大量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负担就已经出现明显增长趋势,并不存在"一带一路"引发系统性"债务陷阱"的问题。因此,"债务陷阱外交"论缺乏经济基础。进而可以发现,东道国及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在"债务陷阱外交"论产生与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此,本文构建了一个地区环境与国内政治选举相互作用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案例研究分析了"债务陷阱外交"论在典型国家出现、传播与发挥影响的机制。"一带一路"项目往往与东道国执政者"政治捆绑",国内权力更迭导致的国家发展战略变动,为该国政府改变自身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选择创造了空间,其所处的地区政治环境也显著影响政策变化的幅度。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既要与东道国进行双边互动,充分重视东道国国内不同力量的博弈,也要注意到沿线国家所处地区政治环境对该国能否持续参与"一带一路"构成制约。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多维的视角进行思考,超越传统的紧盯美国的对外政策模式,为"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营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     

论行政发展的政治生态优化

管理行政是在近代民主政治的框架中形成的,以民主政治为其政治生态。政治—行政二分原则的确立既使行政在工具的意义上获得了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又使行政必须受到政治的监督和控制。在此条件下,管理行政拥有了形式公共性。然而,随着实质公共性追求的确立,作为工具性行政的管理行政受到了挑战。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促进合作的需要和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等要求管理行政转变为服务行政。服务行政难以在形式民主的条件下得到实现,与之相适应的应是一种合作政治的生态。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

安全文化是一个社群就怎样界定安全和安全威胁、怎样保障和实现安全所达成的主体间理解和共同知识。冷战之后,全球化推动了一个全球社会的初步形成,因之也催生了一种以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合作安全为基本内容的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的雏形。但是由于全球治理失灵,不断出现且日益积累的全球性威胁得不到有效应对,民粹现实主义强势兴起,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屡遭重创,开始向以封闭安全、孤立安全、零和安全的冲突型安全文化转变,明显降低了国际安全合作的几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的失败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虽然人类向共同体进化的历史大趋势不可阻挡,但在一段时间内,合作型全球安全文化与冲突型全球安全文化的激烈竞争将会是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To Make It Brilliantly Apparent to the People of Australia”: The Pilbara Cooperative Movement and the Campaign for Aboriginal Civil Rights in the 1950s

During the 1950s an Aboriginal mining cooperative in Western Australia's Pilbara attracted widespread interest as a model for addressing Aboriginal disadvantage throughout Australia. Individuals and organisations involved in the struggle for equal rights for Aboriginal people learned what they could of the ideology, operation and history of the cooperative, chiefly through the writing and speeches of its non-Aboriginal leader and spokesman, Don McLeod. They saw in the Pilbara cooperative a model of Aboriginal-directed change which contrasted markedly with the tutelary monocultural approach of individual “advancement” which characterised state and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assimilation policy at the time. The intense interest shown in the cooperative by the Victorian Council for Aboriginal Rights, in particular, provides evidence that throughout the 1950s campaigners sought alternative solutions to Aboriginal disadvantage to those proposed under assimilation policy.     

博弈论维度的警察临战

博弈论是研究策略行为的科学,它研究理性的个体在相互依存时如何作出决策。警察临战具有博弈性,警察临战活动充满着多方利益与策略的博弈。基于对警察临战博弈要素和基本类型的分析,博弈论对警察临战活动具有三个层面的指导意义：观念层面,博弈论将为我们提供新的警察临战行为理念;制度层面,博弈论可以为临战制度的架构提供参考;策略层面,博弈论将为我们制定临战方案提供参考。     

银行业完全开放后我国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策略博弈分析

运用动态的先来后到博弈模型、赫特林模型以及在共同竞争中的合作博弈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在外资银行的全面进入的条件下应采用的竞争策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外银行之间相互合作才能达到双方与社会效率最优;我国商业银行应该采取提高自己产品的差异性、合理网点布局、加强资产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等策略;只要贴现率δ足够大,中外资银行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可以维持的。     

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的博弈论方法:策略、结局、效用

"三农问题"是国人目前普遍关注热点,农村发展没有质的进步,农民人权保障缺失,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双双步入困境。农民人权是农村发展的目的,也是农村发展的手段;农村发展以农民人权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基于二者的极大关联性,引入博弈论分析方法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在博弈模型中,"策略"是对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的行为假设。经过纯策略和混合策略的博弈,农民人权与农村发展达成一种利益均衡的契约,这种契约产生的合作共赢的结果,称为"结局"。而对这种结局进行评价称为"效用",表现为以农民人权度量农村发展的评价标准体系。